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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推进执行难源头治理 完善联合惩戒机制
发布时间:2019-10-29  |  来源:信用中国  |  专栏: 信用动态  |  浏览次数:

2015年12月4日,由江西省高院、江西日报社主管主办、江西省高院执行局、江西日报社中国江西网联合18家驻赣金融机构,在全国创造性的打造了法(院)媒(体)银(行)联合惩戒失信、褒扬诚信的“法媒银”平台,并迅速成为全国联合惩戒失信行为的典范,成为德法兼治、德法结合的“江西样板”和“江西经验”。

在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上,江西有很多探索和创新,为切实解决执行难,助力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6年至2018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66.9万件,执结61.8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772余亿元,三年整体执结率达到92.3%。同比分别增长150%、301%、370%和60.2%。在最高法2018年26项执行考核指标中,我省法院均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8项指标位列全国前十,8项指标位列全国前三。通过近三年的努力,江西法院执行工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六个“重大转变”。

江西执行工作始终保持在全国前列,江西法院有哪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新法制报记者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对此进行全方位解读。

突破

三年来执行工作成效显著

记者:执行工作一直是法院涉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哪些涉及源头治理的举措?

邹中华:省委高度重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省“两办”联合下发《关于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通知》,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推动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决议》。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获批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印章并常态化运行。41家省直单位联合下发了《江西省法院执行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工作办法》,经常性召开联席会议,协调处理解决联合惩戒、联动执行等问题20余个,推进系列重点案件执行200余件。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等联合惩戒单位,主动将失信名单嵌入部门管理、审批工作中,对失信人员基本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联合惩戒体系,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现象得到了基本遏制。

胡梅英:全省各地党政领导对执行工作高度重视,通过出台专门文件、纳入工作考核、召开联席会议、领导包案等方式,给予法院执行工作有力支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已经全面形成。

刘卫东:三年来,法院执行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律师参与执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2017年9月,省法院与省司法厅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律师调查令等协调配合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2018年5月,省高院与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又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律师调查令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通过引入律师参与执行调查,拓宽了执行调查渠道,加快了案件办理进度,提升了执行工作效率。

记者:江西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上始终保持全国前列,有哪些成功工作经验?

邹中华:2016年至2018年,我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66.9万件,执结61.8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772余亿元,三年整体执结率达到92.3%。同比分别增长150%、301%、370%和60.2%。在最高法2018年26项执行考核指标中,我省法院均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8项指标位列全国前十,8项指标位列全国前三。

通过近三年努力,我省法院执行工作实现了六个“重大转变”:从“法院单打独斗”到“各方联动支持”;从“传统人海战术”到“信息化高效执行”;从“执行监管薄弱”到“管理规范有序”;从“当事人抗拒执行”到“执行强制力显著”;从“执行手段单一”到“执行方法多样”;从“群众不了解执行”到“执行公开透明”。

契机

为执行难源头治理指明方向

记者:“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请问“执行难”的源头在何处?

罗志坚:一方面申请执行人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在与被执行人经济交往之前,申请执行人并未对其财产及信用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没有防备意识,同时,在诉讼程序中怠于举证,对了解到的对方财产变动情况不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线索。另一方面由于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或有意逃避执行,加上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个人财产税收制度不健全,导致被执行人难找,财产线索难查。还有案多人少的客观现象也对执行人员造成了一定压力。

胡梅英:关于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无法对被执行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制裁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成因。

记者:国家用依法治国“一号文件”的形式谈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有什么重要意义和启示?

张工:《指导意见》从依法治国层面并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是在国家层面上把法院执行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罗志坚:2016年以来,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差距,一些制约执行工作长远发展的综合性、源头性问题依然存在。“一号文件”提出了执行难源头治理的这一重要命题,瞄准社会信用体系、市场退出机制、执行救助、公司法律制度、强制执行立法等制约执行工作发展的配置制度建设,实施靶向治理、精准攻坚,就加强执行难综合治理,深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等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各地区有关部门执行的源头治理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关键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记者:在打击金融“老赖”方面有哪些举措?

罗焱:近年来,银行与法院密切协作,陆续开展了“金融利剑”专项执行行动、金融债权专项执行行动,办理了一批重点金融债权执行案件。银行业严格贷款审批,对贷款申请人的资质进行调查,对担保状况严格审查,从源头上减少了金融“老赖”。

记者: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建设的关键点是什么?

邹中华: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人民法院将推进执行信息化向智能化升级,建立囊括被执行人一切财产形式的网络查控系统,提升查控系统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健全以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为核心,以四级法院统一的办案系统和执行公开系统为两翼,以网络查控、评估拍卖、信用惩戒、执行委托等多个执行办案辅助系统为子系统的“1+2+N”执行信息化系统。同时,人民法院将积极推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配合做好与“互联网+监管”系统对接,健全信用监督惩戒体系,以信用画像构建智慧执行模式。

杨峰: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机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助力

“互联网+”打造管理平台

记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能否谈谈您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看法?

胡梅英:要打造诚信社会,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关键。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三大主体是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个人,这三者既是相互影响又是相互促进的。因此,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也就意味着要建立完善的公共(即政府)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从社会信用体系的全局来看,公共信用体系是影响社会全局的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信用体系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三者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

记者:诚信建设如何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杨德敏:诚信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诚信体系建设通过“互联网+”借力,旨在打造有效的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共享的基础是共建,一方面,实现共建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另一方面,实现信息共享可以从中获取更多价值。

记者:从江西执行系统的角度,谈谈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重要性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决心。

邹中华: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遇

统筹规划解决执行难

记者:“执行攻坚”进入关键时刻,执行工作现在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杨德敏:在各级部门合力攻坚克难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时刻,执行部门要时刻注意建立机制的长效性,杜绝“反弹”情况的发生。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在公布失信名单时要把握一个度,注意对公众隐私权的保护。

易有禄:建立执行难源头治理长效机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适度公开披露信用信息,引导市场主体防范交易风险。完善市场退出工作机制,加大“执行转破产”力度,推进“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加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配合,推动“执行救助保险”工作落实。扩大责任保险覆盖范围,发挥保险制度分担风险、分摊损失的作用,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记者:接下来江西法院将从哪些方面入手,继续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踏实迈进?

罗志坚:我们将从七个方面扎实推进执行难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各项重点工作:一是强化“一把手抓、抓一把手”执行工作组织领导机制。二是加强执行工作保障。三是完善执行规范体系。四是加强执行工作精细化管理。五是完善网络化、信息化执行工作模式。六是坚持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高压态势。七是积极开展执行专项活动。

探索

建立全国统一信用报告标准

记者:《五年纲要》中对社会信用体系有明确的表述并将其列为十大主要任务之一,能否作详细介绍?

罗志坚:《五年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基础信息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江西法院将积极参与并推进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及时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及联席会议反映执行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诚信信息资源整合,促进社会诚信惩戒各系统集成,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布局有序、层次分明的社会诚信体系及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工作的核心难题。

记者:诚信体系建设离不开监管体系及措施,“互联网+监管”的提法在文件中多次出现,对此有何看法?

刘卫东:我们必须要建立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创新事前环节信用监管,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更广泛、主动地应用信用报告。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报告标准,推动信用报告结果实现异地互认;加强事中环节信用监管,全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完善事后环节信用监管,以相关司法裁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处理结果为依据,按程序将涉及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违法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记者:江西省的“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呢?它取得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邹中华:“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是法(院)媒(体)银(行)联合惩戒失信、褒扬诚信的一个网络监管平台。截至8月底,平台数据库共纳入23.8万名失信被执行人,重点曝光4.6万名,限制高消费35.53万例,限乘飞机70.59万例,限乘火车19.75万例,网友通过平台查询失信名单达1371万人次。可以说,“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在社会诚信体系构建工作中助力良多。

护航

金融机构“吃”定心丸

记者:作为金融机构代表,近几年江西的执行工作利用互联网监管和查控取得的成效,带给你哪些感触?

秦谭平:维护金融债权,创新是关键,管理是基础。近几年,江西省高院执行局开通“点对点”银行信息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开展“金融利剑”等金融债权专项执行活动、制定下发适用新型强制执行措施若干问题指导意见等,这些重大举措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不少措施甚至走在全国前列,为全省金融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强后盾。

记者:作为驻赣银行的代表,你们是如何积极推动“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的?

柯丽莉:江西建行高度重视“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建设,并积极借力平台保护好自身债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记者:《五年纲要》和“一号文件”多次强调执行工作的重要性,也有很多指导性和方向性的表述,中央对执行工作的高度重视,给了金融机构哪些鼓励?

张春秀:近几年来,江西各级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了金融机构巨大帮助,不仅帮助追讨回了很多恶意欠款,同时也降低了金融风险。新出台的《五年纲要》和“一号文件”,更让金融机构方面看到了中央执行工作的重视和解决执行难源头问题的决心。

记者:你们采取了哪些举措推进“互联网+监管”联合惩戒?

徐华:银行方面积极配合省高院开展“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推送、诚信主题宣传、悬赏执行探索、执行积案清理等活动,在各项工作开展中受益颇多。打击“老赖”重在法、媒、银三方协作,推进平台信息共建共享,共同创造“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社会信用环境。

记者:你对此时出台“一号文件”和《五年纲要》有什么感想?

罗焱:文件中多项举措为金融机构指明了方向,也给金融机构“吃”了定心丸,为银行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到江西执行工作的巨大成效,也欣喜这些成效正逐步成为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这对银行来说意义巨大。

利器

公开曝光 失信人

记者:搭建诚信建设监管平台,江西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中成功经验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峰:创新是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诚信建设更是如此,“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从初创时期到现在,从不成熟到成熟,已经成为一个涵盖了公开曝光、信息查询、信用惩戒、新闻宣传、舆情监测、数据分析、在线举报、悬赏公告、司法拍卖、终本案件信息公开十大功能,并通过网站、移动客户端、户外媒体、传统媒体等多种媒介形态进行推送的“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3.0智慧版平台,而这正是我们诚信建设所期待的结果。

记者:作为全国的“江西样板”和“江西经验”,“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还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易有禄:“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曝光和查询平台。一方面平台能够发挥信息汇聚功能,赋予公民一个查询的新平台,同时又是惩罚“老赖”的新利器;另一方面,平台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能够借助互联网形成诚信建设的新机制和新方式,从而助推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进程。

信用中国 | 2019-10-29